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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城、鳳凰古鎮(zhèn)、陽朔、大理這四個地方都是享譽國內(nèi)外的好地方，它們的古鎮(zhèn)風(fēng)情、自然風(fēng)光、民族風(fēng)俗以及小資情調(diào)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這四個小城是如何發(fā)展起來的，都有哪些因素推波助瀾圖，它們，已經(jīng)成為中國類似古鎮(zhèn)的標(biāo)本。

陽朔的山水風(fēng)光

758萬、720萬、486萬、942萬，這是官方公布2009年一整年涌進大理、陽朔、鳳凰、大理的人數(shù)。今年或許只有更多。游人大遷徙的國慶黃金周，對每個熱門旅游目的地的景象都無需想象力。僅僅十年前，它們尚是安靜的，被遺忘的。十年時光，是如何被推至世界面前?又是憑什么勾絆住腳步與靈魂?得到一些，失去一些，湖湘地理，試圖看看繁華背后的腳印。四個小城，僅是標(biāo)本。

我們，你們，為何而來?

現(xiàn)狀 作為小資符號地，它們最非凡之處在于以此為終點的旅行永不只一次桂林姑娘李玲這個中秋又在陽朔過，對于經(jīng)常和朋友拿個皮筏艇從桂林就漂到興坪的她，“去陽朔就是喝喝酒，睡一覺”。長沙某旅行社工作的李慧，每次去陽朔只是想吃紅星快客的牛排，也惦記明園的咖啡，當(dāng)然，還有漓江的晨霧。

似乎都說不上太多理由，人們只是一次又一次抵達。多情的姑娘會在還沒離開時就開始想念，卻并不愁腸百結(jié)，因為心知還有下一次，或許，再下一次。即使，不知何年。

云南籍詩人于堅曾認為：“大理的不同凡響，僅僅是‘原在’。當(dāng)一切都在動，在變的時候，不動者乃是真正的變。”相對蕩滌一切前行的城市，偏安一隅的它們，即使如今酒吧滿街，人潮洶涌，原住民大量外遷，繁榮背后有隱憂，依舊以“遲滯”散發(fā)致命魅力。
 

大理街頭

雖然不在一個可比層級，但它們有著某些共同的特質(zhì)：趨近完整的原生生活形態(tài)，獨特的苗族、白、納西族習(xí)俗文化、區(qū)域性的瑰麗自然風(fēng)光。人們之所以停留，熱愛，是愛這種“正在進行”的緩慢生活狀態(tài)，而絕不只是看看這些老房子。

其實無法形容，無非是從生活中抽身而出，墜入一種你幻想要的“簡單”，傳說與夢境交織的“別處”。從你邁入這些地方，便自然換上最悠閑的步調(diào)開始。它們都有一樣的魔力：在此之前，你會想象;在此時，你會沉淪，毫不抵抗;在此之后，你會念想。作為小資符號地，它們最非凡之處在于以此為終點的旅行永不只一次。而且目的越來越被簡化，時間越來越長。如今古城里開著店的人，多少是被此魅惑而勇敢辭職長賴于此的人。接受訪問的多位達人，都難以解釋自己之所愛，而常以“曬太陽”“睡覺”“發(fā)呆”來忽悠，“舒服”而已。那似乎是一種生命節(jié)奏，合上了小城的拍，只有兩個字：歸屬。

而所謂小資，也不過是放棄了最粗放型的旅游觀光惡習(xí)，懂得停下來，慢慢走，緩緩歸罷了。

萌芽 曾經(jīng)都是很安靜的地方，大多是被老外帶火的很多人會懷念2002年前的鳳凰、1996年前的大理、八九十年代的陽朔以及大理。幾乎都是穿過山重水復(fù)，“來到世界盡頭”。

走在發(fā)展最前面的無疑是地理位置最便捷的陽朔。1973年5月，經(jīng)國務(wù)院批準，桂林市正式對外開放旅游，陽朔也在9月26日成立“縣革命委員會外事組”，其職能大約接近現(xiàn)在的旅游局，那一年陽朔接待了1177位外國來客(總游客不到6000人)。一直到1983年，即使有20多萬人抵達，都不過是路過。“我們就是一碼頭，從桂林來的客人游漓江上岸，看完古榕樹與月亮山就走了。”

旅游圣經(jīng)“孤獨星球”1984年的中國版，對陽朔有推介，這讓更多老外循聲而至，一年之差，居然“十倍的人數(shù)增長”，有眼光的人這一年開始在西街開店。陽朔縣政府在1987年“頂著壓力將西街的水泥路面砸掉，換回青石板路”。彼時的鳳凰名義上說，也已開放旅游，也曾重新鋪回一些青石板路。意識在浪潮里逐漸萌芽。1994年，西街辟為純粹的步行街。很多年，那一直是老外們的西街，俗稱“洋人街”。

大理，一個擁有無限小資情調(diào)的地方。

被人遺忘的大理，1990年代，“從昆明要坐兩天車”，名氣遠不如大理，在那住一晚，“2.5元就夠了”。事實上，它所代表的“香格里拉”比陽朔更早被外國人所知。自1926年在美國國家地理上呈現(xiàn)，已讓遠隔重洋的人惦念了幾十年。深愛此地的“功臣”洛克，最終即使死在夏威夷，仍想著“將自己掩埋進玉龍雪山下火紅的杜鵑叢中”。

但凡是見過這些地方最初模樣的人，都難免有一種情結(jié)。地震后來采訪的記者老謝，如今開著國際青年旅館，早在大理扎根;我的一位女友，十余年來反復(fù)從加拿大回到大理。而我對鳳凰的情愫也類于此。那是我們自己執(zhí)著想要的地方，不管世界如何喧囂。

鳳凰古城

紅火 除去政府的推力，古鎮(zhèn)游、互聯(lián)網(wǎng)的興起，都合上了拍懷化人王楚嵐錯過了1980年代去鳳凰寫生的機會，她遇見鳳凰就此延遲到了2002年。“在電視上看見宣傳片，黃永玉大概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把鳳凰搞起來。”彼時她在拉薩預(yù)謀開店，為此回到湘西。“流浪者酒吧那時還在裝修，我進去上了個廁所。”那是鳳凰如今不計其數(shù)的酒吧的“鼻祖”。

作用顯然是大的，比如只擁有1/3瀘沽湖面的云南，打造“摩梭女兒國”，硬生生地讓世人皆忘記了大頭是四川，也忘記戴花的楊二車娜姆其實是四川人。

鳳凰古鎮(zhèn)

力量是多方聚合的。在鳳凰開店的王楚嵐，最初驚訝于“不斷有磨房、天涯的姑娘們找過來”，而大理開客棧的人們，則發(fā)現(xiàn)來的新客人甚至知曉她家的狗“有梁朝偉一樣憂郁的眼神。”網(wǎng)絡(luò)時代，旅游攻略帖如病毒樣擴散，反復(fù)傳播，侵襲了一顆顆蠢蠢欲動的心。在經(jīng)營者眼中，“網(wǎng)絡(luò)影響最直觀”。

這其中的推動力，誰之功勞大，很難厘清。大活動等寫在政府報告中是最好看的，蜂擁而來的人，絕對不會是因為一次中韓圍棋大賽而來，徹底打動人心的，畢竟還是古城本身，不過那些大而泛的“形象廣告”，也當(dāng)是先頭沖鋒部隊。從事旅游管理的傅潤茗認為，始于1999年的黃金周休假制度，以及彼時開始普及的互聯(lián)網(wǎng)，開始興起的古鎮(zhèn)休閑游，配合得恰到好處。那么，這四個熱門旅行地，都在2000年前后紅火起來，不是偶然。

大理模式 更多珍愛，或許可擁有更多座大理?

1999年陽朔對西街實施“保護性整治”，“小青瓦、白粉墻、坡屋頂、石板路、吊陽臺”的桂北民居，雖然去過幾次并甚為喜歡其舒適的成都旅行者甘云，“還真想不起街的樣子”，而我也一直不曾知那是“老街”。

相差七年先后抵達的大理，在我眼中除了人暴增外，古城中心面目變化不算大。自1998年成立的古城管理所，直到如今世界文化遺產(chǎn)大理古城保護管理局，有著愈來愈成熟的管理機制。清華大學(xué)國家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中心張錚博士對“大理模式”也比較認可，“大理政府、市場、居民、游客等的位置都擺得比較正確。”說到底還是合力的問題。

大理古城

要健康地往前走，有著科學(xué)思維與合理規(guī)劃的政府行為其實相當(dāng)重要。“在整個云南，政府發(fā)展旅游思想非常統(tǒng)一，也是最先發(fā)力的。大理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有著比較好的步驟性，會經(jīng)過周密論證、規(guī)劃，在文物保護、文化傳承、拆遷等方面，都是想清楚再動。發(fā)現(xiàn)問題也能及時修正。”這涉及到的例子無疑非常之多，比如“五個不準”：古城建設(shè)不準破壞古城布局，不準侵占水系、道路，不準加高樓房，不準使用現(xiàn)代建筑材料裝飾房屋，不準見縫插針新建房屋。

每個在古城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哪怕微細的改動，都需報批，有嚴格之標(biāo)準。這才沒有面目全非的城。即使今日站立獅子山望去，灰撲撲的屋頂蔓延開，幾乎沒有扎眼處，讓人欣慰。

她們是珍愛的。倘若我們，每年700多萬的游客，都有著執(zhí)拗的珍愛，是否可以擁有更多座的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