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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蘇秉琦：《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8頁；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勝與多樣勝》，《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頁。

　　③嚴文明：《長江流域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95頁。

　　④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溝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1年第4期，第3～9頁。

　　⑤長江中游的湖南臨澧華垱、澧縣宋家崗等早期遺存，年代或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包含飾繩紋的粗陋褐色陶片，或許和廣西桂林甑皮巖二期遺存一樣，屬于“華南繩紋圜底釜文化系統”。見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第23～52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65～519頁。

　　⑦韓建業：《裴李崗文化的遷徙影響與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第11～15頁。

　　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頭山與八十垱》，科學出版社，2006年。

　　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陽高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4期，第4～23頁。

　　⑩韓建業：《廟底溝時代與“早期中國”》，《考古》2012年第3期，第59～69頁。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105號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第4～17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發現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第3～6頁。

　　(1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白水縣下河遺址仰韶文化房址發掘簡報》，《考古》2011年第12期，第47～57頁。

　　(1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14)以至于有人提出此時漢水以東地區遺存已經可獨立為一個考古學文化——油子嶺文化。見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6～86頁。

　　(1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靈寶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16)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鄭州西山仰韶時代城址的發掘》，《文物》1999年第7期，第4～15頁。

　　(17)屈家嶺文化是在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基礎上，吸收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因素而形成。見韓建業、楊新改：《苗蠻集團來源與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第44～49頁。

　　(18)韓建業：《斜腹杯與三苗文化》，《江漢考古》2002年第1期，第67～72頁。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棗陽雕龍碑》，科學出版社，2006年。

　　(20)屈家嶺考古發掘隊：《屈家嶺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學報》1992年第1期，第63～96頁。

　　(21)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家河遺址調查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213～294頁。

　　(22)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譚家嶺》，文物出版社，2011年。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5年第3期，第307～34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05～210頁。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

　　(26)楊新改、韓建業：《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46～55頁。其實該觀點在我1994年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已經明確提出，1997年正式發表(韓建業：《試論豫東南地區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研究》(三)，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68～83頁。)

　　(27)在2006年出版論文集的時候，我在《禹征三苗探索》一文后的附記5是這樣說的：“我論述禹征三苗事件，主要從文化變遷角度著手。至于該事件后有多少華夏人進入江漢地區，有多少三苗人留在當地，又有多少三苗人外遷，甚至是否存在華夏和三苗人的血緣融合，或許只有借助于人骨鑒定、DNA分析等科技手段才有可能逐步知曉。”。見韓建業、楊新改：《五帝時代——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的考古學觀察》，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6頁。